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
贺
兰
意/象/的/演/变
明代宁夏地区的词学传统，由流寓词人、宗室词人、督抚词人、武官词人四部分构成。其中的庆藩文学传统与督抚文学传统，分别代表着宁夏词坛的稳定性与流动性，影响尤大。在这些人的词作中，“贺兰”意象一直贯穿始终，并在演变的过程中，因创作场景的不同，渐分为“实写”“实指”“泛指”等多种功能类型。结合对两宋诗文中“贺兰”意象的全面考察，我们熟知的岳飞《满江红》词的写作时代，或可重新审视。
说到词中“贺兰”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，自然是岳飞名下的《满江红》名句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”。围绕着这个“贺兰山”到底是实指还是泛指，是指宁夏贺兰山还是磁州贺兰山，在二十世纪的词学界和宋史学界，展开过一场持久的学术大讨论，余嘉锡、夏承焘、邓广铭、张*烺、谷斯范、程千帆、林玫仪、龚延明、王曾瑜等先生陆续发表意见，至今余响不绝。其中夏承焘先生提出一种观点，认为这首词是明人托名所作，与弘治年间的宁夏边事及当时兵部尚书王越有关[1]。笔者未必完全认同夏先生的观点，但这不失为我们考察宁夏词坛的一个切入点。故本篇的目的，首先是对宁夏地区相关词家的作品梳理，探究其背后的明代藩王文学传统，及都察院督抚官的边塞创作风气，对宁夏地域词坛之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；然后通过对历代文章、诗、词文本中“贺兰”意象的考察，分析“贺兰”一词使用语境的形成与变迁，重新审视署名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词的写作年代。并借此探讨文学意象的时代性，及其指涉的局限性，之于考辨某些后出存疑的名家文本的学术意义。
一宗藩与督抚：明代宁夏词学传统之成立
洪武二十四年（），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六子朱?为庆王，封地陕西庆阳（今甘肃庆阳市）；洪武二十六年（），徙驻韦州（今属宁夏同心县）；建文三年（），移居宁夏（今宁夏银川市）。此后直至明末，封地再未有更动。有明一代，庆王府先后受封亲王十世十一人，郡王四十二人。
庆靖王朱?“天性英敏，学问博洽，长于诗文。所著有《宁夏志》二卷、《凝真》十八卷、《集句闺情》一卷。其草书清放驯雅，绝无俗碍，海内传重，视为珙璧”[2]，另编有《文章类选》《增广唐诗鼓吹续编》等书。受其文学喜好的影响，在庆藩历代宗室中，诗文有造诣者颇多。庆康王朱秩煃“好学有父风，著《慎德轩集》”[3]；安塞郡王朱秩炅，“性通敏，过目不忘，善古文。遇缙绅学士，质难辨惑，移日不倦”[4]，著有《沧州愚隐录》六卷、《樗斋随笔录》二十卷；丰林郡王朱台瀚，“读书好古，欲踵凝真、樗斋之躅，其所著诗文有《平斋集》”[5]；弘农郡王朱台泙，“亲贤乐善，笃学崇文，佩服祖训，善诗文，有梧台、竹苑之风”[6]，有《贺兰晴雪》等诗存世。另外，我们切莫忘记，明代著名诗人孙一元，本姓朱，为庆藩安化郡王朱寘鐇宗人。因朱寘鐇在正德五年（）坐叛逆伏诛，遂变姓名避难。他早年的文学素养，亦来自于宗藩教育体系。
以上诸家别集，除孙一元《太白山人漫稿》外，其余皆已亡佚，我们只能从历代《宁夏志》、《朔方志》等史籍中窥得一斑。而且在诗、词、文章各类文体中，词只占很小一部分，不甚起眼。由于《全明词》《全明词补编》皆未辑录[7]，使这些作品处于失声状态，其词史意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。据白述礼《大明庆靖王朱栴》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可从《（正统）宁夏志》中辑得朱?词十一首[8]；从《（嘉靖）宁夏新志》中辑得朱秩炅词一首[9]。考虑到朱?和朱秩炅的生活时代，主要在永乐至天顺年间，正是明词中衰的低谷时期，他们对边塞词的发展来说，可谓先声。
另外，《全明词补编》据《毛襄懋先生别集》卷九《抚夏集》收录十首幛词，皆同僚与毛伯温的赠词。其中李泰署任灵州知州，张世显署任平凉府管宁夏四路仓场通判，刘云汉署任宁夏中卫儒学训导。从以上线索，可知作于毛伯温任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宁夏期间，据罗洪先《兵部尚书东塘毛公行状》，“丁亥，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宁夏……戊子，罢职归”[10]，可知其任期在嘉靖六年（）至七年间。另有署名“苾斋”“平斋”的两位宗室词人，姓名失考。今据《抚夏集》中“苾斋”注曰“巩昌王”，可推知为巩昌郡王朱寘銂，庆定王朱台浤之叔父，嘉靖四年（）摄庆王府事，十一年（）废为庶人；“平斋”注曰“宗室，丰林”，当为丰林郡王朱台瀚（著有《平斋集》），庆康王朱秩煃之曾孙，嘉靖八年（）袭封郡王，十一年（）因争权奏扰废为庶人，十八年（）复爵。时尚未袭位，故以“宗室，丰林”相称，明示属庆藩丰林郡王一支。嘉靖六年（），朱寘銂正摄庆王府事，朱台瀚则是当时庆藩才子之翘楚，二人赠词毛伯温，在情理之中。
限于史料，目前所知的庆藩词人止此四位，作品数量多寡不一。但朱?、朱秩炅、朱台瀚三人向以善诗文闻名宗室间，在他们的维系下，宁夏边塞词创作在明前期一脉延续，未有断绝。从反映宗室文学风貌的角度来说，庆藩词的意义远不如诗文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从边塞文学多样性的角度来说，这一阶段的诗，不过唐边塞诗传统以下的老生常谈而已；这一阶段的词，却是边塞词传统得以建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北宋虽有边塞，却无相应的填词风气，范仲淹《渔家傲》等只是孤立的个案；南宋豪迈词风虽盛，却地偏一隅，无边塞景象与之匹配；金人虽有不少边塞词作，但没有形成足够的集群规模；而元代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，原先汉民族意识下的边塞观念渐趋消泯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明代与蒙古、女真各族的重新对峙，之于边塞词风的真正确立，有着重要的环境意义。当然，这一标杆的树立，光靠宗室词人的一家之力是不够的，还需明代督抚制度下精英士大夫的创作呼应。
如果说庆藩词人较少为学界所